多個西方國家領導人哀悼蘇聯末任領導人戈爾巴喬夫（又譯戈巴契夫）去世，全因他曾幫助結束冷戰，並獲頒諾貝爾和平獎。英國《金融時報》的社評稱，戈爾巴喬夫與普京的政策形成鮮明對比。前者將蘇聯軍隊撤出阿富汗、默許東歐國家的和平民主化，而後者則信奉軍事實力和勢力範圍的建立，甚至不惜吞併鄰國領土來彰顯俄羅斯的偉大。在俄國國內的秩序與自由的擺盪中，戈爾巴喬夫跟普京同樣有?截然不同的選擇。
普京遭到西方世界的多番批評，指責他正在破壞戈氏的改革遺產，但事實是否如此？在戈爾巴喬夫治下，蘇聯推行「重建」的一系列政治和經濟改革，旨在扭轉勃列日涅夫造成的經濟停滯局面，其後亦提出「開放」的政治口號，藉以鼓勵傳媒和民眾參與公共討論，從而提升蘇聯管治的透明度和效率。接下來，蘇聯在歷史上首次舉行民主選舉，讓人民直接挑選出最高蘇維埃的代表，最終結束了共產黨的專政、邁向多黨政治的方向發展。
隨?蘇聯的解體，俄羅斯在新總統葉利欽治下的民主發展已出現開倒車的情況。俄國成立之初，葉利欽不願意重新舉行總統和議會選舉、訂定新憲法，因此他與最高蘇維埃弔詭地同時擁有國家的最高決策權，終於釀成行政和立法機關的權力鬥爭。在一九九三年俄國憲政危機中，葉利欽指揮軍隊砲轟國會大樓，引起國際迴響。此後，俄國制定新憲法，總統被賦予巨大權力、不再受議會和法院掣肘，形成「超級總統制」(super-presidentialism)。
儘管俄國的民主改革早在九十年代已遭受嚴峻衝擊，但葉利欽的執政能力微弱，客觀上製造了權力分散的假象。他的聯邦政策充滿含混性，各個聯邦主體之間擁有不對稱的權力，箇中原因包括他嘗試以地區自治權換取政治忠誠，因此跟效忠他的地方菁英簽訂雙邊條約。葉利欽應對車臣分離主義運動的手段亦被批有違民主精神，兩次車臣戰爭造成的傷亡為俄國民主化蒙上陰影。此外，葉利欽推動的私有化計劃亦造就寡頭巨賈的冒起。
普京上任後與民眾重新訂立社會契約，提倡以個人自由換取社會穩定。透過全面實踐超級總統制，普京將權力從議會、聯邦主體和寡頭商賈手上收歸中央，讓俄國的政局逐漸回復穩定。不過無可否認的是，普京治下的俄國由亂轉治亦有賴於千禧年初國際油價的急速增長。同時，也不得不提及普京曾推行削弱民主的措施，包括廢除州長選舉（改由總統任命）、嚴懲反政府示威的策劃者等。
戈爾巴喬夫治下的蘇聯提出「新思維」外交政策，冀望摒棄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零和鬥爭。他提倡以人類整體利益為首要考慮，透過增加全球相互依賴性和政治協商來實現全球共同安全。他致力推動軍備控制，促成了《中程導彈條約》和《削減戰略武器條約》，有效減少爆發核戰的風險。蘇聯亦默許東歐國家脫離共產主義陣營、德國和平統一，藉?主動結束冷戰以尋求與美國共治全球。在冷戰結束後，俄國被當成輸家、被要求「加入」西方陣營，恐怕不是戈氏的原意。
因此，普京與戈爾巴喬夫的外交主張未必是南轅北轍，尤其是跟美國建立平等的合作關係。自蘇聯解體後，俄國與美國多次尋求重建關係均以失敗告終。根據戈氏本人在自傳中的說法，這很大程度是基於華盛頓「成王敗寇」的態度，拒絕將莫斯科視為平等的合作夥伴。葉利欽曾主張全盤西化，但車臣戰爭、北約東擴和科索沃危機等又導致美俄關係重新惡化，主因是俄羅斯深感其利益得不到重視。在美國「九一一」後，普京是首位致電布殊的外國元首，又支持美方對阿富汗的反恐戰爭。但美國卻自行宣布退出《反彈道導彈條約》、發動伊拉克戰爭、推動「顏色革命」，最終換來普京的慕尼黑演說以抨擊美方的單邊主義行為。此外，美國奧巴馬政府與提倡現代化的前俄國總統梅德韋傑夫有過蜜月期，唯雙方始終因利比亞危機而不歡而散。歸根究底，俄美對後冷戰秩序有截然不同的理解，而普京與戈爾巴喬夫均拒絕視西方世界為「贏家」。
也許令不少人驚訝的是，戈爾巴喬夫支持俄國吞併克里米亞，但他的理據又跟普京有所不同。戈氏辯稱，克里米亞公投如實反映當地人民的意願，而且糾正了歷史錯誤。戈爾巴喬夫素來反對赫魯曉夫將克里米亞移交給烏克蘭，皆因他認為這個歷史決定沒有得到人民的授權。在他任內，蘇聯容許被流放的韃靼人回到克里米亞，甚至默許當地人民舉行公投，以爭取更多自治權、恢復自治共和國（與烏克蘭平等）的地位。由此，戈爾巴喬夫認為克里米亞「回歸」俄羅斯的民意早已清晰無誤，只是因蘇聯解體暫緩了其進程，至於普京如何吞併這片領土則屬於政治操作。
西方社會盲目推崇戈爾巴喬夫、妖魔化普京，很容易做出過於簡化的結論。他們之間同中有 異、異中有同，例如戈爾巴喬夫亦認為蘇聯解體是「上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」，而其基金會則呼籲俄烏雙方「迅速停止敵對行動」（他本人未有親自表態）。當然，這裏無意推論出戈爾巴喬夫與普京的功過是非不盡相同，皆因一切還有待歷史的檢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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